时刻新闻
编者按：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二级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新闻评论》首席专家赵振宇，自1982年进入长江日报评论部，后调入华中科技大学，40余年一直从事新闻评论实践、教学、研究。其间，在高校率先开办新闻评论方向班、成立评论研究中心，先后荣获华中科技大学教学名师、华中学者、“宝钢教育奖”优秀教师奖等。撰写《新闻报道策划》和《现代新闻评论》两书列入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赵振宇（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二级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新闻评论》首席专家）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我除了在中央、上海、广东和本地的媒体发表评论、杂文、理论文章和学术论文外，在报社工作期间，在调入大学以后，经常与兄弟省市媒体交流，也阅读一些他们的报纸，在上面也写了不少文章，说出了当时自己的心里话。
在上世纪80年代，我在《北京日报》写过《可贵的“自清”精神》（1989年8月7日），获征文二等奖，9月1日《杂文报》转载）——
朱自清，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学者，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1948的6月，身为文学系主任、教授的朱自清，月薪也只能买到三袋面粉。但为了支持反对蒋介石的学生运动，在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的宣言上签字时，他明知“此事每月须损失六百万法币”，会给家庭经济带来更大的困难，仍毅然决然地签了名。是年8月，在他病逝前，义无反顾地嘱咐家人不要买国民党政府配售的“美援”面粉，宁死不受“嗟来之食”！毛泽东同志曾高度称赞他“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国家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还应大力提倡和坚持艰苦奋斗、艰苦创业的精神，还须颂扬和学习朱先生的“自清”精神。时下，国人牢骚怨气颇多，集中之点在于分配不公、物价上涨、官倒腐败。解决这些顽症自然要从宏观改革入手，要加强法制建设，要加强党的建设。但有一点我以为是应该引起注意的，即重提十年前的口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保持自身的清廉，特别是共产党员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古人曰“己不正，焉能正人”，己不清，何以清人。领导部门、领导同志带头“自清”，何愁腐败不能清除，国家不能繁荣，民族不能振兴？
在《“我”与“我们”》（1989年11月22日《北京日报》）一文中写到——
在现实社会中，在泱泱人群里，常有人嘴边常挂着“我”，只有“我”最伟大，“我”高于一切。机关工作中的“一言堂”“家长作风”；某些厂长经理出口不凡：“是我救活了工厂！”；还有那些出手打人，开口糊弄人，偷税漏税的“歌星”“影星”们，都是目中只有“我”的典型。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离开了集体，“我”将不复存在。集体是由“我”组成的，没有“我”便没有“我们”——承认“我”的价值，不要抹掉人的个性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又是集体中一员，离开了集体便没有“我”的存在，这是人的社会性所决定的——说“我”时，可千万莫忘了说“我们”。赖有良好的集体才有“我”的才能发挥；赖有“我”的素质的提高，才能使集体发挥出最佳效能。
进入新世纪，我在《北京日报》写了《我去过现场能说明什么》（2015年7月17日）《仅有“设身处地”还不够》（2015年7月31日）《在讲好故事中做好对外传播》（2017年4月7日）等评论。在2017年11月13日理论版“点题点答”中配以作者头像发表了《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一文对当下的社会话题予以解读——
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为达此目的，必须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在建立和发展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中把握以下几点：第一，必须在一定的法律和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按照有序的原则进行；第二，应以有利于大众和社会为出发点和最终的检验标准，如有不到，则应接受批评并作出自省。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要遵循依法、有序、广泛的行为准则，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公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取得参加管理社会和国家的最佳效果。
我还在《天津日报》发表《西门子公司的启示》（1987年1月27日）、《奖励不是随意物》（1993年12月25日）等文章。
1987年5月2日我在《重庆日报》发表《理论研究要搞好四个结合》一文中指出——
198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 海外版》转载
当前理论研究应搞好以下四个方面的结合：
第一，把理论研究和工作研究结合起来。现在，虽然不少研讨会议注意了两个方面的结合，但这种结合往往只表现在参加会议人员分配上的结合，入选论文的相互搭配，开起会来，还是各谈自己的一套，虽说双方的交流互有一点影响，但未达到理论和实际融通的地步。
第二，把理论分析和实验调查结合起来。实验调查是社会科学一项重要的内容和方法。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一项社会科学成果仅靠定性分析是不够的，必须有足以说服人的定量数据分析。而现在有些理论探讨会，却缺少这种以科学实验和社会调查为基础的学术论文。为了促使理论分析和实验调查相结合，有必要从以上的两方面共同努力，配合解决。
第三，把现实研究和超前研究结合起来。昙花一现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要永葆理论之青春，必须着眼于今天，放眼于未来。那种“边施工，边思考，边设计”的思维和工作方式使我们吃过不少苦头；同样，那种海市蜃楼般的空想也使我们的工作受到不少损失。
第四，把理论研究和政策的制定或修正结合起来。理论工作者应该向各级领导机关，政策的制定者积极推荐自己的研究成果，热情的提供有效的咨询服务。这是理论工作者的天职，我们应当把这项工作做好。
1987年8月13日，我在《辽宁日报》发表《提高和强化人们的创新意识》——
创新意识或创造力是产生出符合某种目标或新的情境或解决问题的观念，是创造出新的社会或个人价值的能力，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人格特征。一个人、一个民族最可贵的精神品质在于其创造性，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要振兴，要富强，必须提高和强化创新意识。在今天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尤其如此。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邓小平文选》第133页）
一个具有创新意识的人应具备以下一些心理特征，对新颖、反常的现象有强烈的好奇和探索精神，求知欲强，兴趣广泛;不满足于现状，不愿受习惯、环境的束缚，有独立的个性，不人云亦云，不迷信权威，敢于承担风险，能在屡败之后毫不气馁，并相信自己一定会取得胜利;愿意听取他人意见，设法从他人的观点来观察问题，但由自己下判断;对环境具有敏锐的感受力，可以觉察到别人所未注意到的情况和细节;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善于举一反三，提出非凡的见解;富有幽默感，不因别人的讥讽和轻视而影响自己的情绪;以自己作为竞争的对象，对未来持有较高的抱负，时刻准备去解决和完成各种问题和任务，等等。
1994年1月11日，在《浙江日报》“改革论坛”发表《敢试 敢闯 敢干》——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要搞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社会主义如何搞市场经济”的问题。是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实践中又一次理论和实践上的新飞跃。
要试验，要探索，就要提出前人未曾提出的思想，走出他人未曾走过的道路，干出一番前所未有的事业。在当前改革的攻坚阶段，更需要发扬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敢闯、敢冒、敢试的精神。着准了的事就要大胆地试，只有在点上的试验和探索中取得经验或教训，才有利于面上工作的开展。只有从不同的方面进行试验、探索、比较，才能找出攻克难关的最佳方案，取得最佳成效。
要试验，要探索，要走自己的新路，不冒风险，不吃苦头，不作局部的暂时的牺牲是不可能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有风险是很自然的事。几事都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才去干，不仅时间上不允许，而且事实上也做不到，这是不能适应形势需要的。
要试验，要探索，必须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只要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的事就多干，这样的方法就采用。认识与实践相结合，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动机与效果相统一，先放后导，先活后序，先试点后规范，就能避免大的损失，就能开拓一条高速、持续、稳定发展的新路子。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放思想”仍然是当今时代我们每一个岗位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所应该坚持和发扬的，自然，也有许多新的困难和问题需要我们共同去努力克服和解决。
现在，有的同志联系群众仅是为了做做样子或是为了向上级汇报。他们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搞形式主义。为此，我写了《联系群众为了什么》（1991年11月27日《海南日报》）——
联系群众，就是要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把党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就是为了保证决策和决策执行科学，符合人民的利益；联系群众，就是要加强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联系群众，就是要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送下去。为达此目的，我们的干部首先要学技术学文化，同时，注意下派干部的人员知识结构组成也是十分重要的；联系群众，就是要关心群众疾苦，为群众排忧解难。我们既要反对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倾向，同时也应提倡雷厉风行，“马上就办”的工作作风；“联系群众为了什么”看似老话题，很简单。但深究起来，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我们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机关干部都做有心人，相信此事是会办好的。
凡有人群的地方，都必须管理；要管理就少不了会议。虽有“鸡犬之声相闻，四季分明无会”之说，但那只是人类愚昧群落的反映，决不是也不可能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不论现代社会如何向前发展，传播和交流信息的手段如何发达，它最终都只能提高会议的质量，而不能取消会议。为此，我在1998年10月16日《福建日报》写了一篇《开会·少开会·开好会》——
社会需要它，人们需要它，其中就包括你、我、他。
会多会滥人人说，为啥如今会议多?
机构臃肿会议多——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庙多僧多谁不会在会中求乐?
官僚主义会议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会上发号施令好不快活!
职责不清会议多——别人的田我耕，我的地他种，开会扯皮开会哪管他人饥渴?
素质不高会议多——到会不听会、听会不懂会、懂会不会做，你说还要再开多少会?
会不可不开，但绝不可多开，开会就要开精开好，行么?
“随便说说”的莫说，“没有准备”的别讲，“再补充一点”的请停一下哟，“再强调几句”的请收场——
吃饭的铃声已经敲响。
开会的议项再明确一点，讨论的话题再集中一点，陪会的人数再减少一点，开会的时间再准确一点，发言的时间再精短一点，重复的话语再少说一点，决策结论再果断一点，组织执行再坚决一点，监督反馈再灵敏一点——多了这“一点一点”，我们的会议会便少一点再少一点。为此，让我们再耐心地开一次“少开会开好会”的会吧!
精简会议，提高开会效率，是一个长期存在又时时需要努力解决的大难题。党的二十大后，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特别强调“要进一步坚持问题导向，着力纠治“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等问题。着力解决精文减会、督查检查中的问题，保持量的刚性约束，推动质的优化提升。”（新华社北京2024年1月29日电 ）。愿全国上下有关方面都能在开会议程上创造出更有成效的方法和制度来。
读书学习是现代人不可或缺的要事。但是，如何认识读书的重要，如何面对新买或新受赠的新书，却有一番研究的必要。
我在《书要先读后藏》（载1993年3月23日《辽宁日报》）一文中写到——
我的原则是，专业类的书，一般先看，详细一点看，哪怕时间紧加点夜班也力求看完，争取首批上架；新学科、新知识方面的书，翻翻目录、前言、后记，力求大致记住该书的体系、章节，用时能找到就行；理论类的书，却需慢慢读、细细啃，有时还需划上几笔，做上几张卡片（卡片分目录式和段落摘抄式）；通俗类的书翻翻即可，大致知道书中讲的什么就行了。有时也请家人先看，有好的章节推荐给我再看。既满足了大家的需要，得到他们的支持（这可是很重要的啊），又节省了我的时间，自感不错；词典、手册类的工具书，可不是一日两日能读完的，需要掌握一下该书的编排体例、收集的内容，以便尔后查找时清楚。此类书虽厚，但在案头上停放的时间却最短——当然，尔后用的却最多。
原则订了不少，都是为自己懒而想出来的。有时也觉自愧，想挽救一下自己，于是，一段时间里便抽出一两个晚上或假日，突击读书。此法效果还不错，一般一个战役下来，总能消灭桌上存放的几本书或全部读完上架。每当此刻，送书上架时，我才算舒了一口气。咳，谁叫人要读书，爱读书，想买书呢？书先读后藏，但愿能多坚持几日。
在《书中自有良方万千》（载1993年10月16日《吉林日报》）一文中写到——
读书是伴随着人的一生的，正如古人所云：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汉·刘向《说苑·建本》）少年儿童多读书，多学知识长智慧，茁壮成长；青壮年多读书，聪明成熟，年富力强；老年人多读书，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延年益寿。
读书又是伴随着人的每时每刻的：成功时读书，不骄不矜，发扬成绩，再接再厉；失败时读书，不气不馁，总结教训，以利再战；兴奋时读书，可以保持心理的平静；潦倒时读书，能够扬起远航的风帆；穷困时读书，书中自有黄金屋──给你赚钱的方法和技术；失恋时读书，书中自有颜如玉──教你择偶的道理和诀窍；闲暇时读书，磨刀不误砍柴工，闲时备着急时用；繁忙时读书，海绵里的水，挤出来的是谋略和韬术。
哇！读书，是却老养生的法宝──这不是广告但胜似广告──用了都说好。
2020年春节前后，我国发生了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关于如何奖励抗击新冠肺炎战役中牺牲和做出贡献的医务人员，在媒体引起了讨论，广大民众积极参与，我以为很好。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和研究奖励问题，先后出版了《奖励的奥妙》《奖励的科学与艺术》《神奇的杠杆——激励理论与方法》等多部著作。依此，我在《河南日报》撰写了《战“疫”英雄该怎么奖励》——
今天，在抗击疫情中对优秀医务员给予奖励，教育部门拿出了中考加分的指标，旅游部门送出了免费的旅游项目，还有组织人事部门出台了有关奖励他们的文凭、职称、晋级等优惠政策等。那么，住房和建设部门应该拿出什么服务于英雄，交通运输部门如何为他们提供旅途方便，保险公司应该拿什么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还有那些与英雄们衣食住行须臾不可少的公交、医疗、餐饮、超市、银行、小区服务等众多部门，该为他们提供怎样的奖励项目？此次“新冠肺炎”是一次特别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已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大事当前，我们的一切行动都必须按照国家法规办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告诉我们，对抗击疫情医务人员（包括其他优秀参与人员）的奖励应由国家或地方政府统一组织颁发，不能由中央或地方某一个或几个有资源的部门出面。这种奖励与企业、个人的捐赠和褒奖是不同的，企业和个人可随自己意愿而行，而政府部门不行。行文至此，刚刚获悉新华社播发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全面落实进一步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提出了爱护、保障和奖励一线医务工作人员的十项举措。各地现在的任务就是，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将《通知》要求落实到位，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保障。
2020年2月28日《河南日报》
除此，我还在以下省报写过文章，如1986年8月28日在《湖南日报》发表《职位与脾气》，1988年4月28日在《广西日报》发表《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具有科学意义》，1988年1月31日在《陕西日报》发表《激励——开发人才资源的有效方法》获征文三等奖，1989年5月16日和1991年10月1日在《大众日报》发表评论《从“传闻”到“透明”》、发表理论文章《提高对社会分配的心理承受力》获三等奖，1989年8月4日和1993年3月10日分别在《四川日报》写了《莫把微笑和服务分开》《按国际惯例想问题》，1993年8月30日在《江西日报》发表《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完善》，1993年2月17日在《新华日报》发表《把握正确的奖励导向》等评论和理论文章。
1993年国家批准设立16个副省级城市：哈尔滨、长春、沈阳 、大连、济南 、青岛、南京、杭州 、宁波、厦门、广州 、深圳、武汉、成都、西安、重庆。为了加强这些城市的理论宣传成立了“全国副省级城市党报理论宣传研究会”，1997年重庆成为省级的直辖市后退出这个研究会。由于研究会的成立，大家彼此交流学习的机会多了，在以前发表文章的基础上，我的评论和理论文章更多地光顾这些城市报纸了。
《在实践中创造宽松的环境》（1986年7月18日《哈尔滨日报》）——
创造一个宽松的理论研究、探讨、宣传的良好环境无疑是一个重要问题。良好的环境不是自然形成的，它要靠人在社会实践中创造。
首先，理论工作者要挑起这副重担。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帮助群众认识和理解现实中的问题，是理论工作者的天职，义不容辞。但是，由于历史上“左”的原因，致使一些理论工作者至今不敢接触现实，不愿接触现实，缺少一种为宣传真理、坚持真理而勇于探索的精神，缺乏在探索中不怕出现失误而坚持探索到底的精神。要消除理论界的沉闷空气，首先要理论工作者自己行动起来。我们不是高唱“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嘛，在今天全面改革的时代，理论工作者尤应有这种精神和勇气！
其次，主管理论工作的领导部门和反映理论工作者研究成果的报刊，要为理论工作者的探索和创新创造良好的条件。对理论工作者作出正确的基本估计是十分重要的。理论工作者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当然应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接触实际，接近群众。对于理论工作者的缺点和错误当然应该批评，但这种批评同样应该是实事求是、平等说理的。对于他们在探索中的失误则应当热情关怀，真诚帮助。
心理学知识告诉我们，人们在心理安全和心理相融的情况下，才能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发挥其积极性、创造性和聪明才智。创造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必要条件。我们应当共同为创造这一条件而努力。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先后在沈阳日报、西安晚报、宁波日报等开辟个人署名专栏文章——
1986年3月，我在沈阳日报理论版开辟“奖励学漫谈”专栏，围绕奖励与需要、奖励与情感、奖励与创造力、奖励与道德品质、奖励与社会风气等理论，以及奖励对象、奖励原则等做些探索和介绍。理论版隔周一期，专栏共刊发“奖励学漫谈”25篇，于1987年4月结束。
此前1985年8月7日，河北日报一版刊发了省委宣传部郑熙亭给编辑部来信，认为从作风、家风到社风，从社会舆论、行为到风俗，形成全民的、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风尚，觉得荣誉奖励非提倡不可。建议报纸就此问题开展讨论。当日四版理论版头条发表了编者的话，推出了我写的《要重视对奖励理论的研究》，作为该报新推“荣誉奖励问题笔谈”栏目的“开台锣鼓”。1986年9月我出版了第一本《奖励的奥妙》，后来又连续出版了多部有关奖励学的著作。《社会科学学科辞典》（张光忠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出版）以“奖励学”辞条对本人的研究作了介绍。
奖励是一个伴随着人们而行的长久课题。2020年6月29日，中央强调要深化干部制度改革，完善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风、管纪律的从严管理机制，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正确导向。中央以往提的最多是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此次用人导向新增“优者奖”，透露了中央在用人方面的最新思考。这也是新形势下，奖励学需要研究的新课题。
1997年3月，在西安晚报周末版“赵振宇专栏☆人生译码”中发表四篇随笔：《我的脑袋长在哪》《人有一张嘴》《屁股的位置》和《我成名人啦》。
我在宁波日报“七日谈”先后开过四次专栏：1999年9月写了《当官就要有官像》《下到基层为了啥》《制定计划要科学》和《我们怎样开会》；2000年9月就程序的重要性、科学性、公开性和艺术性写了四篇文章；2003年8月刊发的四篇评论是：《档案知情权》《走出发牢骚的怪圈》《多一些“中国创造”》和《按新闻规律办事》；2004年3写了五篇文章：《值得称道的“四不决策”》《科学也是双面刃》《还需要作不可行论证》《关键在于提高人的素质》和《更新观念 奖励健康》。
2000年11月4日、12月2日在济南日报发表《田忌赛马为何赢》《三个和尚没水喝》等等。
调入大学后有时为了完成课题任务，也和同学们到外地调研。2011年11月初我们来到改革人物吕日周曾主政的山西省长治市进行调研。在入住宾馆里读到当天的《长治日报》一版报眼处刊登“关于公开市委书记、市长电话的公告”。一打听，才知道，长治市新一届领导班子从换届那一天起，该公告就每天刊登在市委机关报的报眼处，至今两年多的时间，除特殊情况外，一直都“坚守”在那个显著位置！为此，我写了一篇《长治有效，赖以坚持》的评论刊发在长治日报上，对当地政府以人为本，重视舆论监督的坚持精神点赞！我在评论中说：要坚持，离不开对所定规章制度的坚信不移；要坚持，离不开科学有效的考核、奖惩机制；要坚持，离不开可持续发展的执政理念；要坚持，离不开上下一心同舟共济……
调研的过程，写作的过程，也是自己学习提高的过程。
（2011年1月15日《长治日报》）
《湖北日报》是湖北省委机关报，曾与《长江日报》（原中南局机关报）同在汉口红旗大楼办公，后来新迁武昌现址。在该报我结识了一些朋友，也写过多篇文稿。如1979年12月27日，我还在大学读书时，就写过《列德而尚贤》在“读史一得”栏目中刊发，后又写过《“人为财死”是利已主义观点》（1981年2月26日）等文章。分配到《长江日报》工作后又写过《要掌握好社会科学成果的评奖标准》（1986年1月30日）、《谈谈学术争论的激励功能》（1989年4月6日）、《让科技人才的价值得到实现》（1991年8月29日）、《要提倡创新意识》（1992年4月12日）《谨防“权力经济”兴风作浪》（1993年8月11日）等等。进入新世纪，我又在理论版写了《营造构建和谐社会的良好舆论环境》《电视问政考验官员权力观》（2013年1月8日）《着力提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2013年6月3日）《加强政协协商民主的程序化建设》（2016年3月15日）、《把握“行事”与“形势”的辩证关系》（2019年12月月4日）、《融合情感与理性，讲好中国故事》（2023年3月月17日）等文章。值得一提的是我对科研经费管理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受到报社的重视。
科研经费保障和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通过深入研究，我认为目前国家和教育部对科研经费的管理和治理主导方向是不对的，这些做法是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不尊重，其效果是不好的。经费管理涉及对老师及研究人员的劳动、考核、评价、晋升等方面的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当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经费定义错误；经费划拨倒位；考核评价不科学；在研究过程中忽视了时间文明；对后期成果的资助，没有理由按现行经费政策去处理等。文稿涉及6个方面的问题约3000字。我将上述想法与湖北日报编辑部汇报后，他们立即安排与我商谈。2016年6月17日，我在参加完《重庆日报》“逐梦他乡重庆人”研讨会后返汉，报社经济新闻中心主任周芳、分管副总编辑胡汉昌派记者刘天纵赴机场接我到报社，当晚商量见报稿件的问题。
2016年6月21日《湖北日报》刊发“读者来信”和23日配发评论。
湖北日报在一版头条的位置加上“编者按”，以《科研管理需要思想解放》为题，将我撰写的文章以“读者来信”的形式摘编刊发——
湖北日报编辑部：
科研经费的管理要与时俱进、改革完善。当前的科研经费管理存在一些问题。如对于来自企业、社会团体、个人等所谓横向课题经费和学校发放给老师个人奖金、津贴等费用，不能套用国家课题经费管理模式。
目前的做法，不仅增加了老师的精神负担和实际工作量，增加了学生们帮忙报账的辛苦，也增加了财务人员的编制和工作量。同时，也使老师们的科研积极性受到影响！
以前常有人说，不为五斗米折腰，而今，老师为把该得的一点经费拿到手，却使出了如此对策，是焉，非焉？喜焉，悲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好。但是，对策也是一面镜子，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许多方面的问题。近年来，我先后在多个座谈会、调研会上发表上述意见，向新华社、光明日报等媒体反映此事。
我从1984年开始研究奖励问题，1986年出版《奖励的奥妙》至2000年出版《神奇的杠杆——激励理论与方法》等5部著作。我认为，有必要结合经费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再开展一次讨论。
马克思曾经说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今年4月26日，党中央领导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遵循知识分子工作特点和规律，减少对知识分子创造性劳动的干扰，让他们把更多精力集中于本职工作。”会议强调：知识分子“要实事求是、客观公允，重实情、看本质、建真言，多为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献计出力。”当下，科研经费管理中出现一些问题，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媒体应呼吁为他们松梆，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促进他们更有效地发挥聪明才智。
愿科研经费管理再来一次思想解放！
文后还特别介绍了本人当时的身份：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随后，该报又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让经费服务于人的创造性》。这样安排说明了报社的重视，但后来因某些原因没有了下文。
作为大学老师，自然要关心学术研究和管理问题。除此，对发生在身边的社会问题，我也予以关注。从2014年7月起，我受武汉市人民政府聘任为政府参事。在这期间我根据参事室的安排，结合自己学术专长，为参事室作过《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程序化建设》专题报告，主持市政协组织参加的全国城市政协招标课题，到基层调研有关政协参政议政中存在的问题，在中央和地方媒体发表多篇参政议政的文稿。促成武汉市政府发文在全市开展“时间文明”活动并跟进和推进城市文明建设。《武汉晚报》曾在一版头条刊发我写的读者来信，呼吁校准公共场所时钟，推出《城市“时间文明”绝非小事》的报道（2014年11月18日）——
武汉晚报编辑部：
现在，武汉正竭尽全力地创建全国文明域市，不放过任何一个不文明的角落。但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有关时间的文明。在武汉街头走一走，不难发现在公共场所经常有没校准的时钟;日常生活中，不乏有被朋友“放鸽子”的情况;到机关办事等上两个小时却等来一句“资料不全，下次再来”……
恪守“时间文明”，意味着惜时如金、提高效率。“今日事，今日毕。”不能敷衍塞责马虎从事。倡导“时间文明”是一个持续的系统工程，但可从校准时钟开始。今年1月7日，我作为列席入员，参加市长唐良智与政协委员的座谈会，提出武汉公共场所的时钟走得不准甚至停摆的问题。市长唐良智当场回应，域市管理要注重每一处细节，政府机关必须带头把时钟调准，公共场所也必须做到时钟准确。
今年4月9日，武汉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倡导“时间文明”活动的通知》，要求各部门上、下班准时，珍惜时间，校准公共场所时钟的工作须在6月1日前完成。现在已经过去5个月，偌大的武汉尚有部分公共场所的时钟与“北京时间”不一致。城市在一日千里地迅速发展，没了时钟的位置或是留下错误的记录，总给奋进的人们以某种缺失感，在创建文明城市中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
读者赵振宇
2014年11月19日《武汉晚报》发表时评《从“时间文明”看践行武汉精神》
根据我的意见，记者对武汉城市时钟情况进行了调查报道，并发出启事，征集为武汉“时间文明”贡献好点子。第二天，晚报发表了我写的《从“时间文明”看践行武汉精神》评论。我在文中写到：“在今年两会政协委员与市长的座谈会上，针对时钟不准问题我提出‘时间文明’的概念，市长强调指出‘城市管理要注重每一处细节’，要求政府抓紧发文，号召政府机关必须带头守时，公共场所必须做到时钟准确。为此，市政府于4月9日发文在我市开展倡导“时间文明”的活动。新华社在报道中说，在国内率先发文倡导“时间文明”活动，体现了武汉市“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
现实问题是一切研究的源头;关注社会，参与实践，与时俱进是一切研究者的职责。我担任政府参事是这样，在其他时间我也努力这样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时间则最终评判认知和实践的是非功过、真伪优劣。我将以锲而不舍的精神，以积极审慎的态度，说一点自己能够说，说得好的话;做一点自己能够做，做得好的事。
1998年10月4日，我在香港《大公报》写了一篇记录1998年8月发生在湖北影响全国的长江流域大洪水的纪实随笔《夜访孟溪大垸堤》。文章写的是当年湖北洪水受灾最严重的公安县孟溪大垸，当时我担任《文化报》总编辑。
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夜，连月亮都不是满月；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夜，大堤决口后灾民们在堤上度过的又一个不眠之夜。就在这个晚上，我们来到湖北省公安县孟溪大垸堤…………
1998年8月湖北公安县孟家溪发生溃口，作者赶赴一线采访报道。
本组系列文章里记载着我与全国一些省市媒体的交往，反映了我对当时社会上一些问题的思考。现在回过头来检阅，可以看到：有的问题解决了一些，有的问题仍然存在。历史总要向前进步，作为一个新闻人、思想者，总要与时俱进才是。但愿研究者的笔下总有一些新问题、新思考才是——祝愿我们的明天更美好。
来源：红网
作者：赵振宇
编辑：张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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