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熙媛 (南京师范大学)
得闲观《辛德勒的名单》,感慨万分。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二战时期在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中,一位德国商人辛德勒思想转变、保护犹太人的故事。
起初,作为较为成功的资本家,辛德勒对战争的态度是完全功利化的。他甚至觉得战争于他而言大有益处。他的想法甚至类似于纳粹军官,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把犹太人,把这个种族当做与自己平等的自由族群,而是蝼蚁。
不仅是军人与资本家。儿童对犹太人的态度是真正令人寒心的。他们在犹太人收拾行李赶往犹太区的途中扔着石头,喊着“goodbye jews”,在犹太女工被送往奥斯维辛的途中行“割喉礼”。他们是否清楚,自己眼中的仇恨与轻蔑,掩盖住了本应有光的纯净的孩子的眼睛。孩子们建立世界观的这几年,在尚不明确什么是宗教信仰、资本争夺之时,生活在肆意又残忍的言语、行为构筑出的环境中。这场纳粹屠杀,在残害了犹太人种族之外,是否也在残害自己的下一代?
与之相对,影片中出现了一抹红色。可惜不足够鲜亮,也无法当做旗帜。懵懂又困惑,见到女人踉跄着被推出来只是偏了走路方向。见到一群犹太人被串成一串进行枪杀,甚至边走边回头地静静看着。她的在影片中的结局,是被埋后又挖出来随着传送带掉进焚烧炉。集中营进得来,出不去。
这段历史没有颜色,只是黑白。这个女孩儿的出现,是跳脱历史的第三种颜色。在她身上好像没有任何情绪外泄。身处局中的她比带着历史情感趋向的后世观众看来,更像是局外人。在历史大背景下我们的态度一退再退,甚至忘了反思,这种状态,才是最平凡的群众中,这个年纪孩子应有的常态。
为什么把这个姑娘圈出来,打破框架,跳出群像刻画。在我看来,正如王开岭先生提到的,“打捞悲剧中的‘个’”。
犹太裔汉学家舒衡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博物馆的光照之外》中认为,我们今天常说纳粹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日本兵在南京杀了三十万人,实际上以数字和术语的方式把大屠杀给抽象化了。他说:“抽象是记忆最疯狂的敌人。它杀死记忆,因为抽象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赞许淡漠。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牢记在心的是:大屠杀意味着的不是六百万这个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只有这样,大屠杀的意义才是可以理解的。”
结合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拍摄手法,从辛德勒思想转变前,多用中远景、框架,让观者产生距离,到辛德勒与纳粹军官阿蒙的谈判,到40%手持摄像机拍摄的近景特写,引导观众入戏与抽离。这都是在暗示,他们不是一个种群,而是某个人的儿子、丈夫、父亲,是某个人的女儿、妻子、母亲,是和荧幕外的你我一样的一个人,加一个人。
因此,战争结束时,一直处变不惊,沉着又游刃有余的辛德勒,踩在了情感平衡线边缘,说着本可以一辆车再换十个人,一个纯金胸针再换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再质疑他将人物化与抽象,而是和他一样,被肩上那些,一个个鲜活又沉甸甸的流逝着的生命压得直不起腰来。我们都明白,辛德勒在六百万死难者之中拦腰拉回来的1100个个体,不是微不足道的多少万之一,而是1100个世界。
历史过去了,世界仍然会回归本来的色彩。辛德勒的希望是那个女孩儿唤醒的,历史的希望是辛德勒守护的。无尽的花可以永远鲜红,而辛德勒也永远鲜活。
来源:红网
作者:王熙媛
编辑:田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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