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莲
从我的故乡嘉鱼四邑到江夏纸坊约有百把里路,从“33公里”到金水闸再转车到纸坊,那是我第一次跟着父亲出远门,公交很挤很挤,几乎看不到沿途的风景,但纸坊老车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一个个小摊贩,见了下车的人就争相嚷嚷着:吃水饺吃水饺……他们大多带着浓重的郧阳口音,我一度听成了“刺刺九刺刺九”,好奇的我很想看看“刺刺九”是啥东西,但父亲没说买,我也不敢问。
那是1980年春,我在亲戚家第一次看到了彩色的娃娃书,第一次看到火车像长龙般从关山桥下掠过,也是第一次听说,楼上居然还能上茅厕。
那天,从新兴街的“一招”前路过,亲戚突然内急,他叮嘱我不要乱跑,说完就往“一招”二楼跑。
楼上去上茅厕?那、那不拉到人家头上去了?我疑惑不解。
回到家乡后,我就对小伙伴们显摆,“我在纸坊看到了彩色的娃娃书,看到了火车,还在楼上蹲过茅厕呢。”
小伙伴们都不相信,鼓着鄙视的眼睛说我是“泡皮”。
我很失落,也很后悔,那次怎么不跟着亲戚到楼上去体验一下,以至于,我常常呆呆地站在乡下用土砖围成的茅厕旁,漫无天际地遐想着,这么大的坑,在楼上不漏?但“井底小蛙”纵使想破脑壳,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
从那以后,坊城在我的心里充满了神秘和向往。
让我没想到的是,不到两年,也就是1982年冬,父亲突然宣布,我们全家要搬到纸坊去,第二天,小舅用一辆手扶拖拉机,就将我们变成了“纸坊人”。
虽初来乍到,但纸坊用它最温暖的方式接纳了我们,亲戚找队长申请了一套无人居住的杂屋间,虽很破旧,但父母已经很欢喜了,收拾收拾就住了进去。
在这个菜地环绕的小院里,我们以“黑户”的身份住了四年,父母在工地做工,我们姐弟在良种场小学读书,队里还给分了七个人的水田,有吃有住孩子们有学上,父母很满足。
我上初一那年,我们家终于落实了户口,拿到户口本的那天夜里,母亲说一定要感谢帮助我们落户的公安局“亲戚”(母亲在街上补鞋摊遇到的一位老乡)。
我和父母拿着礼品找到县公安局,问了很多人才找到那人的家,但他坚决不收礼品,拉扯了半天,我们只好带着礼品回转。
夜风有些凉,安静的街上没有路灯,站在公安局的路口可以看到不远处县政府的院灯在风中闪烁。多年后,我仍记得,那盏红色的灯,在漆黑的夜里很亮很亮。
屈指算来,我在纸坊已经居住了40多年,我早品尝过 “刺刺九”的醇香,我也特地跑到“一招”楼上,虔诚地蹲了一次厕所,我虽然从来没有坐过关山桥下掠过的火车,但我经常带着母亲会坐小区旁边的“七号线”到汉口去转一圈;母亲当年砍柴的青龙山、割野芹的汊子湖,如今都变成了市民免费游乐园。
傍晚,站在新居的阳台上,看四周高楼林立、街灯如虹,车来车往,如做梦一般。
记得弟弟买新车的那天,母亲欢喜地感叹“想不到”,咱们家也住上了电梯房坐得起小汽车。我笑回,到侄儿这代啊,说不定还会买小飞机呢!
来源:红网
作者:艾莲
编辑:田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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